肆無忌憚

「船炮水軍斷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歸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為籌畫,以為海疆久遠之謀。」另一位中國士大夫,領導淮軍打太平叛軍的李鴻章,說服保守的清廷設立工廠、造船廠以建造現代武器和船隻,管理中國與列強的關係,在歐洲諸國、美國、日本的首都開設公使館,派學生赴海外留學。一八七〇年代,李鴻章還協助創設了中國第一批煤礦、電報網、會議桌
和埃及、奧圖曼土耳其的遭遇一樣,中國初萌的工業面臨了自由貿易的英國所強加的那種無法克服的障礙;拚不過歐、美、日本的製造業者。與受歐洲列強直接占領的國家不同的,中國是「半殖民地」,而誠如梁啓超於一八九六年所指出的,在半殖民地,「西人以兵弱我者一,以商弱我者百。」但在李鴻章協助下,中國不久後出現少量的工業製造業,中國最早的棉織廠、鐵工廠問世。
英國商人希望盡可能撐住搖搖欲墜的滿清,因此積極協助。一八八九年,英國小說家吉卜林與其中某些商人在香港一同用餐時,認為現代化的中國不是件好事。他斥責這些
人竭盡所能「把西方的興奮劑鐵路、電車軌道和諸如此類的東西強行施打在這個大帝國身上。中國真的醒來,怎麼辦?」加吉卜林的憂心有其道理;但這樣的中國要百年後才會出現。眼下,誠如奧圖曼人所體認到的,零星漸進的現代化無濟於事一八八四年,法國人只花了 一小時,就滅掉李鴻章於福州協助創設的中國海軍兵工廠〔福州船政局)。
這一師法西方敵人長技的小小舉動,激起北海道國內最強大保守勢力士大夫的激烈反彈,他們憂心失去他們對人民的司法管轄權、道德威信之後,將使歐洲的思想、作風長驅直入中國。在中國這麼遼闊且古老的國家,西方的震撼要到十九世紀最後十年才深入民心到足以促成改變。嚴守儒家價值觀且絕對效忠皇上的士大夫知識界,大體上仍不動如山。靠己力闖出事業的地方年輕人,例如孫中山,已開始懷抱推翻滿清的理想,但對大部分士大夫來說,即使是稍稍修改由政治上反動、財政上恣意揮霍的慈禧太后主持的帝國體制,都是不可能的事。為了修建頤和園,慈禧太后幾乎用掉國庫所有資金。
十九世紀開始時,中國還享有貿易盈餘,但到了十九世紀末年,已背負巨額外債。高達四分之一的政府收入用於支付外債和賠款。外國人直接治理十六個城市裡形同迷你殖民地的租界:一如在奧圖曼土耳其、埃及所見,在租界裡,外國人犯了再重的罪,捕快、衙門都無權將其捉拿治罪。
國際舞台的慘痛教訓再也不能視而不見,特別是在一八九五年,被大部分中國人看不在眼裡的小日本竟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之後。在中國港市威海衛,日本人從後方悄悄摸上陸地,拿下中國的火炮,用來對付海灣中的中國艦隊。隨著日本在後來的馬關條約中取得最肥美的戰利品,在其他地方,帝國主義者更為肆無忌憚。西方列強已在非洲、東南亞爭相瓜分勢力範圍。清朝中國似乎是更容易得手的肥肉。
英國逼中國租出威海衛和香港島北邊的新界。法國在海南島建立一基地,取得華南諸省的採礦權。德國占領山東局部。就連晚了許久才介入中國事務的義大利,都要求中國割讓土地(但並未如願)。美國未參與瓜分中國之事。但由於往西擴張達到極限且急欲取得外國市場,美國於一九〇〇年宣布「室內設計開放」政策,把非正式的自由貿易帝國的獲利,精明的留給外國人,而把治理的成本和責任由中國人自己擔負。

糾集舉人

頭幾波改革衝動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馬關條約的內容公布時,梁啓超已和康有為、其他數百名舉人來到北京,爭取兩百名的貢士名額。這屏風隔間消息從沿海城市迅速傳到內陸,令中國人感受到與鴉片戰爭所帶來不一樣的傷痛。一名從報上得知消息者後來憶道:過去,中國青年不關心時事,但如今我們震驚……大部分受過教育者過去從不討論國事,如今想討論:為何別人比我們強,為何我們較弱?”殘酷的事實擺在眼前,清朝一 一十年的「自強」運動建兵工廠和鐵路白忙一場。除了得支付歷來最巨額的賠款,宣告放棄對其最後一個重要藩屬朝鮮的宗主權,還首度被迫割讓一整個省〈台灣)給外國。
行動主義者孫中山憤慨於清廷的喪權辱國,靠著向海外華僑募得的款項,決定在廣州起事。但消息外洩,計畫遭官府打斷。孫中山被迫逃亡日本,然後轉到倫敦,在那裡結識來自印度、埃及、愛爾蘭的其他許多民族主義者和激進分子。
在一八八四年曾目睹中國慘敗於法國之手的康有為,無意走推翻滿清如此極端的路子。但曾從中國學習先進文明的日本,如今加諸中國如此的奇恥大辱,迫使康有為做出清朝政治史上從未有的舉動。他糾集舉人一同上書光緒皇帝,籲請勿接受馬關條約。年輕、軟弱的光緒,完全聽命於慈禧太后的擺布。
這一事件的不凡之處很容易遭到忽視。身為渴盼走入仕途的寒微之士 ,康有為人微言輕;他的萬言書,呼籲全面改造經濟、教育制度,用意無異於推動一場由上而下的革命,也就是坦志麥特式的體制大變革。特別的是,他的請願書送到皇帝手上,皇帝看了 ,還命人謄了副本轉呈慈禧太后。請願如石沉大海,朝中保守派最後逼康有為離開北京。但他已在從未有糾眾集會、聯名請願之事的中國,立下了劃時代的先例;他已開啓了無異於梁啓超後來所謂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場群眾運動。
此後,康有為投身於宣傳和團體制服組織工作,設立以啓迪士大夫為宗旨的學會,例如強學會。這些志願性組織設立圖書館、學校,發表旨在使中國「人民」此前聞所未聞的一個分類更敏於回應皇帝之作為、更積極參與公共生活的計畫,往往受到政治立場相合的封疆大吏協助。
費心謄抄數份上述萬言書的梁啓超大為振奮。一八九〇年,即在廣州結識康有為那一年,梁啓超到上海,已見到一張世界地理略圖和數本歐洲書籍的中譯本。一八九四年他擔任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中文秘書時,眼界更開。李提摩太把介紹歐洲進步史而立場上支持變法圖強的一部英國著作譯成中文,出版後風行一時。
次年,梁啓超成為強學會北京分會的書記員,並在私人捐款資助下創辦了報紙《中外紀聞》。該報遭清廷查封後,他去上海,一八九六年創辦另一份報紙《時務報》。《時務報》只發行了兩年,但因為登出論工業化與現代教育刻不容緩的文章,該報閱讀者眾,其中許多文章出自梁啓超本人之筆。梁啓超因這份報紙成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記者。
在阿拉伯世界,報紙在阿富汗尼協助下成為鼓舞現代化的工具,至這時已將近一 一十年。在印度,出現辯論、討論的公共領域,則已將近百年。中國在這方面起歩相對較晚,而梁啓超想彌補這段時間落差。他在一篇篇文章中強調政治改革的刻不容緩,認為政治改革比科技改變重要;蘇美島政治改革的關鍵在廢除行之已久的科舉考試,建立全國性教育體系,以為新中國培養愛國而有自信的公民。

王朝不墜

因為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復知有本國,賢者則為洋庸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為漢奸以傾國基^中國武備不修,見弱之道一,文學不興,見弱之道百。
梁啓超呼籲徹底修改現行magnesium die casting體制,卻也未對儒家的吸引力,或未對中國社會與國家的傳統結構視而不見。在這結構中,個人忠於家庭,而士大夫菁英扮演朝廷與人民的中間人。他仍希望先喚醒士大夫重視國家建造大業。一八九六年在湖南向學者講話時,他說:「今一 一三子儼然服儒者之服,誦先王之言,當思國何以蹙,種何以弱,教何以微,誰之咎歟?」^事實上,他最初和康有為一樣忠於清朝統治體制;令孫中山大為振奮的推翻清朝的想法,並未出現於他的未來政治計畫。但他的知識發展路徑,最初亦步亦趨於康有為,這時卻已開始顯露分道揚鑣的跡象。
誠如梁啓超所漸漸了解的,中國的古老君主制已成為維護現狀和維護知識一致、政治一致的勢力;如今它除了維持統治王朝於不墜,做不了別的事。國家需要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而只有受過良好辦公桌且具政治意識的公民,能創造出中國欲在無情的國際地緣政治世界裡存活所不可或缺的那種集體衝勁和國民團結。
因與《時務報》經理不和而離開該報後,他於一八九七年赴湖南時務學堂講學,而梁啓超為《時務報》所寫的文章,以及他在該校的講學,都未具體使用主權在民與民族主義這字眼,但主權在民與民族主義的觀念已在暗自滋長。最初,梁啓超搬出中國傳統思想來表達這些觀念:「《孟子》言民為貴,民事不可緩……泰西諸國今日之政,殆庶近之,惜吾中國孟子之學久絕也。」梁啓超漸漸了解到,中國的古老體制本身再怎麼令人讚賞,都無法產生要在由西方民族國家支配的無情國際體系裡存活所必需的組織力和工業力。雖然是傳統教育出身,他已開始脫離鑽研中國典籍、入朝為官的狭窄天地,且將脫離他恩師的思想框框。康有為以儒家賢者自居,把中國的振衰起敝當成自己的道德使命。為此,他毫不遲疑著手重新闡述儒家思想。梁啓超將有大半輩子走上另一條路,然後再重拾他年輕時的某些理想。
事後來看,特別是從外界看去,儒家學說像是個抽象哲學或國家加諸中國人的一套信念而國家是輕易就遭人主動揚棄的東西。但儒家學說在中國淵源久遠,藉由共識提供了中國政治秩序的宗教性支柱和意識形態支柱。它支持君權原則;它所設想的唯一政治社群是大一統帝國,忽視作為西方傳統之最重要成分的城邦國家和民族國家。按照儒家學說,國家的職責在於維護儒家的道德教誨,而非政治上、經濟上的擴張。
因此,對康有為來說,一如對晚清其他許多改革者來說,儒家學說是無可指摘的。就連後來與恩師徹底分道揚鑣的梁啓超,都一直自認是一套獨特之文化理想與信念的實踐者這套理想與信念界定中國的特色和侷限,程度上即使未大於基督教之界定西方的特色和侷限,至少無分軒輊。儒家學說存世特別久遠,是它受到如此尊崇的原因之一。它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所要求的社會團體服規範、道德規範,似乎是維持秩序所不可或缺。過去的農民起事挑戰儒家體制和其主要代表,士大夫,但藉由將它們解釋成在造背離儒家學說的中國統治者和官員的反,就可化解這一對儒家的挑戰。

不堪一擊

但西方資本主義與基督教所帶來的新外來威脅,無法用這樣的解釋就輕易化解掉。事實上,隨著這些壓力於一八五〇年代增強,許多清朝官員以防禦心態提出極端保守的儒家信念、實踐觀:保住他們的道德威信與司法管轄權的一種aluminum casting觀點(類似的強化宗教、道德信念體系之事,也正在印度、錫蘭、穆斯林世界裡展開)。
康有為、梁啓超要求政治革新和公眾參與政府一事為何是十足激進,原因在此。他們所處的環境裡,精通儒家典籍和考取功名,乃是士大夫取得權力與地位的途徑。儒家道德規範強調由人我之間的道德義務所維繫的階層式社會,而維護這一道德規範於不墜是士大夫的職責。這一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舉止文雅、講究禮儀的菁英階層,為中國各地的村鎮提供了理所當然的社群領袖。例如,儒家學說提供了科舉考試的內容:數百年來作為科舉考試之標準文體的「八股文」,以四書命題。
這類流於形式的教育顯然不合於現代所需,而儒家對私德的強調,也無法創造新國家所必需的公德。作家暨翻譯家嚴復於一八九五年的文章中,描述了中西的鮮明差異: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其於為學也,中國誇多知,西人尊新知。其於災禍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康有為清楚看出,中國要救亡圖存,只有吸收西方某些長處一途。在這同時,必須以某種形式保存儒家思想,以保住中國的政治、社會基礎。換句話說,為了拯救儒家思想,得予以改造。
隨著來自西方的壓力曝露清帝國的不堪一擊,許多士大夫也生起類似的憂心,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康有為的想法已引起許多人的共鳴。但儒家思想如此崇高,如此根深蒂固於中國土壤,要如何將它摒棄?這種社會變遷哲學,具有如此濃厚的秩序、連續性象徵意義,要如何予以重新詮釋?康有為類似穆斯林世界裡將伊斯蘭的真理視為完全不能受質疑的保守改革者,甚至類似把印度傳統視為十足適於用來建立新國家之資源的甘地。他們都面臨了 一個難題,即必須產生一套足以確保國家存活於現代的新價值觀,同時又要尊重行之久遠的貿協傳統,也就是得讓外界覺得他們忠於國家,同時又要採用西方進歩的某些秘訣。
所幸,在過渡到新國家觀、新人民觀的這段時期,知識界百家爭鳴,給了以激進角度詮釋傳統一事很大的施展空間。特別是儒家學說原本就以存有競比高下的不同學派為特色。康有為搬出儒學界一個古老爭議,抨擊當時主流的儒學不是孔門真傳,聲稱真正的孔子學說藏於西漢時居主流的今文經學裡。
康有為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闡述他的觀點,梁啓超並將這兩本書喻為士大夫圈子裡的「火山大噴火」、「大地震」。後來梁啓超說,康有為是儒學的「馬丁 ,路德」。但康有為認為自己不只是在展開一場與其他儒學家的學術或神學爭辯。一如甘地與《薄伽梵歌》議書、阿富汗尼與可蘭經,康有為意在使政治改革和群眾動員成為孔子本人關注的天然酵素重點,以使他的理念與中國的現在、未來搭上關係,使改革派對科學、社會進歩的追求得到認可。因此,在康有為對儒家典籍的詮釋中,婦女解放、民眾教育、普選變成這位西元前六世紀聖人關注的重點。

帝國主義

康有為更進一步提出烏托邦的世界大同遠景,在那世界裡,自私和劃分階級的習性將消失,孔子的「仁」將得到實現。但那是外籍新娘未來的事,要等中國一統之後才有機會實現。眼下,康有為甘於強調中國內部建制性改革的必要,因為,誠如他所認為的,中國面臨來自西方的挑戰,而那挑戰不只是政治上,還是文化上與宗教上。西方不只威脅中國的存亡,還威脅儒家思想的存續。他鼓吹建立全國性學校體系或君主立憲或軍事學院,全出於這一憂心。或許康有為還受到日本將神道教立為國教的影響,因而甚至提議將儒教立為國教,將各地的寺廟改為孔廟。
到了 一八九〇年代,中國沿海已有許多志願性組織在宣傳他們所謂的「孔教」,康有為把西方的政治價值觀說成儒家傳統思想的一部分,從而使許多士大夫相信這些西方觀念。他以傳統政治理論為武器挑戰傳統政治秩序,而事實表明,這一挑戰非常巨大;中國歷史就此走入一新的激烈變革階段,所有的舊真理都將受到質疑、推翻。
一八九〇年代眾聲喧譁的中國知識界,無疑拋出形形色色的多種改革理念。梁啓超在上海發行他的《時報務》時,曾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校長的嚴復正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匯編》。在英格蘭留學兩年的嚴復,是當時少數親歷西方的中國人之一。他翻譯赫伯特,史賓塞、約翰,穆勒、亞當,斯密、湯瑪斯,赫胥黎的著作,使包括梁啓超在內的許多中國思想家得以認識當時西方相親哲學家的思想,以及更重要的,認識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準達爾文式歷史觀。
一如亞洲許多知識分子,嚴復赫然意識到來自西方帝國主義者的威脅。他在一八九五年寫道,他們將對中國人「奴使而虜用之,使吾之民智無由以增,民力無由以奮」,「彼黑與赭且常存於兩間矣,矧夫四百兆之黃也哉?」〔「黑色、棕色人種尚且常擺盪於生死之間,更何況四億黃種人?」〕一如他許多亞洲同輩,嚴復成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念念不忘於中國可如何富強圖存。誠如他所寫道:「其始也,種與種爭,及其成群成國,則群與群爭,國與國爭,而弱者當為強肉,愚者當為智役焉……且其爭之事,不必爪牙用而殺伐行也。」”他還說,生存鬥爭促成自然選擇和適者生存,從而在人類領域裡,促成人力的最大發揮。
嚴復深信西方已嫻熟將個人活力與衝勁化為國力之道。在英、法,人民自認是有活力之民族國家的活躍公民,而非像在中國所見,以舊儀禮為基礎之帝國的子民。嚴復斷言,中國人得像西方人那樣「懂得群居,懂得彼此溝通與互賴,懂得建立法律與建制,以及為實現那目的所需的儀式和禮儀……我們必須找到辦法使每個中國人把國家當成自己的。」嚴復的理念似乎與儒家的宇宙和諧觀相忤,且協助將「民族」、「現代」之類字眼在一八九〇年代引進中國詞彙裡,而他的理念將不會受到包括梁啓超在內的數代中國知識分子多大的抗拒。事實上,這些理念很快就得到接受,因為它們貼切描述了中國處境的岌岌可危。
相較於嚴復,譚嗣同之類人物則是傳統派哲學家。譚嗣同為高官之子,理想主義型人物,一八九五年在北京時,想找康有為一晤。當時康在廣州,由他的主要助手梁啓超帶譚嗣同認識佛教和康有為的世界觀,並使他轉而支持康的搬家公司觀點。譚嗣同是當時見解最獨到的人士之一,想法比他的恩師更為前進,提倡共和而非改良型君主制,高舉民族主義以取代對滿清的效忠。與甘地一樣的,譚嗣同認為需要有不斷的道德行動和道德意識,他把儒家的善擴大為既對現在、未來的社會道德準則保持敏感且個人努力追求自身完美的一種觀念。

朝中保守

至少有幾個星期,這不盡然是北京惆悵茶館裡的書生論政。一八九八年初期,慈禧太后讓一 一十三歲的光緒皇帝親政,康有為、梁啓超的許多學會、報紙、學堂、與朝中改革派的私底下議論,似乎突然間有了關鍵字行銷成果。光緒帝一八九五年就已注意到康有為的萬言書,親政後即找他協助改革。康有為於是上了數篇慷慨陳詞的文章,其中一篇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另一篇談英國統治下印度的孤立無助。
他寫道:「變法而強,守舊而亡。」康有為受召進宮,與光緒帝長談了五小時。六月,光緒帝下了 一連串上諭,下令在幾乎各個領域大膽改革,從地方治理、國際文化交流到北京城美化,都在改革之列。有約百日時間,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的權力,和法國大革命之後其他地方任何志同道合知識分子團體的權力一樣大。
光緒帝命未通過會試的梁啓超掌理京師大學堂的譯書局。更令人意外的,光緒帝降旨將他的《時務報》改為官報。梁啓超、譚嗣同陪康有為進宮謁見皇上,在宮中,他們甩掉所有朝禮,輕鬆坐在一塊籌謀改革die casting大計。
但康有為、梁啓超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改革衝得太快;廢除八股文之類激進措施,招來強烈反對。變法令仍忠於慈禧太后的朝中保守派驚恐、反感。在頤和園養老的慈禧太后接受溫和改革,但聽信保守派讒言,以為光緒帝接下來會對付她,於是親自出馬除掉光緒。譚嗣同找人欲先下手除掉慈禧,不料事洩失敗,慈禧因此更加緊剷除維新派。一八九八年九月一 一十一日,即光緒帝下第一道變法上諭後的第一百零三天,她宣布光緒帝病倒(其實他被囚於皇家園林中的小島瀛台),由她再度掌理朝政。除了廢除大部分的變法上諭,她還下令逮捕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改革派知識分子。康有為早一天離京前往上海,再從那裡逃到香港。仍在北京城裡的梁啓超避難於日本領事館。譚嗣同前去找他,但只是要跟他道別。
梁啓超求譚嗣同與他一同東渡日本避難,但譚只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決心赴難。他離開領事館,立即遭捕。他和另外五位梁啓超的同道,包括康有為的弟弟,同遭處死。官府於紫禁城城門宣告處死令。六名死刑犯被押到菜市口 ,即許多進京趕考的士子往往落腳的地方。在一家茶館外,監斬官命人遞上一碗米酒給他們。大批民眾圍觀,碗破,受刑人被令跪下,人頭落地。
慈禧太后下令對康有為家族刨墳掘墓。清廷懸賞捉拿梁啓超時,梁在日本人協助下逃到天津,再從那裡流亡日本,在日本待了十餘年。當時他才一 一十五歲。像埃及、土耳其所曾嘗試的那樣由上而下實現現代化的機會,就此在中國消失。一如亞洲其他國家,革命變得無可避免。
曰本與流亡之險《京報》發布的康梁通緝令寫道:「舉人梁啓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把他說成是得騎在趴在狼背上才能行走的短腿小動物。這一說法意在嘲諷他在思想上倚賴康有為,但不合事實。政治立場比恩師務實的梁啓超,已開始脫離康有為的思想框架。
梁啓超時時求知若渴,搭船前赴日本途中,就已開始學日語。抵日本後不久,他即創辦一份報紙資金大部分來自橫濱華商一從日文書籍吸收到新自助洗衣觀念,即將新觀念傳達給同胞,而這時他的聽眾除了士大夫,還有學生。他在湖南教過的學生,有許多來日本投奔於他。梁啓超將他們安置在自己的住所,一八九九年他靠華商資助創辦一所學校之後,才將他們改安置在該校。

世界秩序觀

康有為遊歷印度、西方時,梁啓超在日本闖出自己的天下,成為中國最有名的知識分子,主要探討民族主義問題他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世界秩序觀,因而覺得釐清民族主義問題特別迫切。一九〇一年他在日本所寫的某篇大陸新娘仲介文章中嚴峻地論道:「凡人之在世間,必爭自存,爭自存則有優劣,有優劣則有勝敗。劣而敗者,其權利必為優而勝者所吞併,是即滅國之理也。」;這時,中國知識分子分裂為兩派,一派是康有為、梁啓超之類的改革派,一派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反滿革命派。但梁啓超的文章常超越派系藩籬,得到中國境內各種不同意識形態者共鳴。胡適是自由主義思想家,對梁啓超批評甚烈,他就坦承〈口吻令人想起穆罕默德,阿卜杜對阿富汗尼的稱頌):「他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指著一個未知的世界叫我們自己去探尋。」梁啓超所置身的環境,對他助力甚大。對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來說,當時的日本是文化、教育的中心,就和巴黎在西化俄羅斯人心目中、倫敦在受殖民印度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樣;一九〇〇年後數千中國人東渡日本留學,回國後身居要職。明治維新後日本人已吸收許多西方思想,日本讓梁啓超等許多中國人首度體驗到現代文明,使他們幾乎個個不得不重新評估自己過去的世界觀。「民主」、「革命」、「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之類詞語,就透過日語成為中文詞彙。
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已被西方列強的入侵砸碎;梁啓超將開始描述中國所不得不接受並因應的嚴酷政治現實:由於自滿自惰,墨守舊習,至今閲三千餘年,而所謂家族之組織,國家之組織,村落之seo組織,社會之組織,乃至風俗、禮節、學術、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現象,仍當然與三千年前無以異。巧這是誇大之詞,但由於梁啓超自覺面臨的挑戰極為艱鉅,如此陳詞也就可以理解。中國是世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但中國人把中國視為國家?中國人能揚棄儒家對自我修身的強調,體會到何為公民團結?中國的體制能得到充分的翻修,以因應國際政治的挑戰?現代中國能在不摧毀中國引以自豪的文化認同下誕生?梁啓超提出這些複雜的大問題,但未提出清楚的解答。但他以比其他任何中國知識分子還更有力自信的口吻,提出這些問題。他已透過他的報紙、學校、學會,向最封閉保守的中國士大夫宣傳改變的刻不容緩,從而已播下後清時代的中國種子。他的文章被人從日本偷偷帶回中國,將啓發下一代的思想家和行動主義者。
但梁啓超得先在他的日本東道主和留日華人團體的政治糾葛中闖出一條路。一九〇五年擊敗俄國,一九一〇年吞併朝鮮之後,日本將成為自信滿滿的帝國主義強權,但一八九八年梁啓超到日本時,日本還遠談不上是這樣的國家。當時日本效法其他帝國主義強權,想在甲午戰爭後從中國拿到它應得的戰利品;一九〇〇年,日本將與西方列強聯合出兵鎮壓拳亂。
但日本擔心中國遭瓜分的心態,就和歐洲列強擔心奧圖曼帝國四分五裂的心態如出一轍:讓亞洲病夫活著比讓它死掉有利,因為那使中國免於混亂,可恣意欺凌。日本政治家十分留意百日維新,樂見改革後的滿清能更有效防止中國全面瓦解。他們欣賞康有為、梁啓超無意罷黜皇帝的保守翻譯社主張。慈禧太后鎮壓改革派時,三次出任日本總理大臣的明治憲法之父伊藤博文人在中國;他悄悄指示日本外交官保護康、梁安全。康有為於一八九八年十一月經香港抵東京時,被當作流亡政府元首來接待,會康有為、梁啓超透過非正式管道得到更大支持。

多人共鳴

日本雖屬威權政治制度,境內的思潮卻紛然雜陳,非常多元。隨著崛起為世界強權,它開始正視在白種人所主宰的國際體系裡大陸新娘處境的問題日本雖然成就不凡,仍被西方列強視為「黃禍」,而且一八九八年美國已從搖搖欲墜的西班牙帝國手中奪得菲律賓,從而在日本的鄰近地區插旗〈日本從中國勢力範圍裡拿走朝鮮,亦出於同樣的理由因為它就擺在那兒任人奪取。
一如任何新興強權,日本也已開始意識到其遠在國界之外的「國家利益」。對此,德富蘇峰扼要說明道:「遠東諸國任由西方列強宰割,乃是我們國家所無法容忍之事……我們有義務維護東亞和平。」一八八五年,福澤諭吉呼籲日本「脫亞入歐」時,得到多人共鳴。但現在,對帶有種族歧視性質的西方帝國主義的憂心,使形形色色的日本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開始思考日本的文化認同和日本與中國、亞洲其他國家的古老關係。
這是泛亞洲主義的發端,接下來半世紀日本的自我形象和行動裡,都具有濃濃的泛亞洲主義因素。對許多日本人來說,亞洲諸國積弱不振,任憑西方羞辱、剝削這看法,乃是泛亞洲認同的一個無可否認的堅實基礎;要求種族平等亦然。日本人將努力讓種族平等成為國際關係裡的神聖原則。人多就是力量,而且只要認定日本身為第一個現代化的亞洲國家,能逼西方列強尊重亞洲人,這想法也能帶來婚友社。透過讓日本支配亞洲,日本甚至能帶領亞洲脫離歐洲人的宰制。
日本境內鼓吹泛亞洲主義者,從一開始就分布於多種意識形態陣營。例如其中之一的永井柳太郎(一八八一〜一九四四)是虔誠基督徒,鼓吹許多自由主義運動〔例如全民普選、女權〕,稱讚社會主義,且致力於提醒日本人提防他所謂的「白禍」。他問道:「如果某個種族奪取了侵占所有財富的權利,為何其他種族不該覺得不公平而抗議?如果黃種人受白種人壓迫,不得不起來叛亂,以求生存,除了怪壓迫者,還可以怪誰?」”事實上,許多自居為日本威望之哨兵的日本人,自認在保衛亞洲價值觀,使亞洲免受「白禍」毒害。德富蘇峰認為,處境最有利於「創造真正普世平等與進步」者是日本,而非西方。,這些泛亞洲主義者中,有一些是認為應將中國、朝鮮納入日本統治的軍國主義者,還有些人較能體諒鄰邦的處境,熱情接待來自中國、朝鮮、東南亞的政治難民。希望日本現代化以和西方平起平坐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者,覺得必須助中國強大以抵禦外國帝國主義者。更有遠見、野心的泛亞洲主義者,認為日本未來將征服亞洲,當亞洲的老大。這類人將包括大川周明之類理想主義者。大川周明是日本最傑出的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學者,在讀過一本談英國治下印度慘狀的書後,轉而於一九一三年支持泛亞洲主義。
隨著日本更為強大,日本的擴張、支配使命和欲與其他亞洲國家團結的泛亞洲主義想法,兩者將出現矛盾。黑龍會、玄洋社之類組織將變得愈來愈好戰,愈發大力鼓吹日本在亞洲的權利。但泛亞洲主義者圈子裡的政治歧異,影響並不大,至少在初期是如此;許多泛亞洲主義者,出現於日本過渡期,這時正在尋找人生的新目標。明治維新已催生出一整批政治上、知識上的冒險家,這些人往往是武士出身,自認是崇高無私的理想主義者。這些浪人夢想拯救中國,扮演了室內設計團體、遊說者的角?艇達日本,西國家一再受西方羞辱,不得不以新的方式界定自己民族身分、申明自己民族尊嚴國族、階級的一員,或泛伊斯蘭、泛亞洲之類超國家實體的一員。

學說之舉

宮崎滔天(一八七一〜一九二二)就是這樣一位理想主義者。他是職業革命家和職業泛亞洲主義者早在一八九一年就試圖於中國挑起反越南新娘運動,然後,在一八九〇年代更晚時走私槍枝給菲律賓境內的反美游擊隊。一八九七年結識孫中山時,認定他已找到中國的救星。因此,梁啓超於一八九八年秋抵日本和不久後康有為抵曰時,策劃過一次起義失敗的孫中山已在日本落腳,且在中國商人、留學生的僑社裡廣結了人脈。那時橫濱已有許多中國學生,而這些人各自的追隨者不久後就到日本與他們會合。支持他們的日本人試圖以振興中華的共同綱領將他們結合在一塊,以資金和意見鼓勵他們將各自的群體合為一個流亡政黨。但十九世紀流亡國外的政治人士 ,包括亞歷山大,赫爾岑的追隨者和馬克思的追隨者,通常陷入內鬥,而在日的中國流亡分子亦然。
與康有為、梁啓超不同的,孫中山出身廣州農家。因家貧,他哥哥到夏威夷討生活.,孫中山十幾出頭歲時就去該地投奔哥哥。孫中山在教會學校受教育,英語流利,文言文寫得很差。他一身西式打扮,經濟上倚賴華僑,與士大夫康有為、梁啓超所屬的傳統世界,差異猶如天壤。孫中山遊歷西方甚廣,對中國的積弊也有敏銳認識。一八九四年他大膽上書朝廷遭駁回時,深信中國必須推翻滿清,改制共和。這一信念本身照理不利於他與保皇派康有為交往,但善於通權達變的孫中山,很想結合康、梁之力。結果,康有為果然受不了孫中山,認為他是個粗野沒用的冒險分子。身為基督徒的孫中山遭冷遇之後,認為康有為試圖根據月老現世情勢詮釋儒家學說之舉,乃是毫無意義的書生作為。
康有為無可救藥的優越感,也招來日本人反感。而中國抗議日本讓孫、梁、康三人待在日本,已使日本人感到不安慈禧太后已把他們稱為中國的三大寇。加諸康有為的壓力升高,一八九九年夏,他前往加拿大,在華僑協助下,在那裡成立了保皇會。梁啓超留下來與孫中山和已從中國前來投奔於他的前學生往來。
接下來日本人努力撮合孫中山與梁啓超;兩人終於達成某種程度的合作,特別是在資金上。梁私底下也更支持孫的反帝制立場。但一八九九年晚期,就在這兩人似乎合作更為密切時,康有為要他到夏威夷、美國巡迴募款。
梁啓超照辦了;康有為仍是他敬重的恩師。但日本的生活已開始將他從恩師的框框中解放出來,一如兩代中國思想家將因日本而解放思想。他閱讀的書種更為廣泛,眼界更為開闊。在這之前他倚賴嚴復的翻譯,這時他則對霍布斯、史賓諾莎、羅素、希臘哲學家有更深的了解,甚至寫了關於克倫威爾、加富爾、馬志尼的傳記性作品。他對中國以外世界的了解大增。
《清議報》,即他抵達日本後旋即創辦的報紙,報導了菲律賓人抗美的消息,英國在南非遭遇的布耳人難題。不管筆下的主題是義大利統一或法國征服越南,當世強國爭奪土地、資源,漸漸成為梁啓超最關注的搬家議題。在日本,他也結識許多來自印度、印尼、越南、菲律賓的革命思想家和行動主義者;其中許多人是一九〇五年日本擊敗俄國後湧至日本。一九〇七年四月,一些日本社會主義者、印度人、菲律賓人、越南人在東京組成「亞洲和親會」時,梁啓超人在日本,而對於另一位流亡日本的中國人章太炎一八六九〜一力三宣言裡點出文化自豪、政治怨恨、自憐自哀這些當時亞洲難民最常有的心態,聲稱亞洲國家鮮少互侵,以孔子之仁相敬。「百餘年頃,歐人東漸,亞洲之勢日微。非獨政權、兵力浸見縮肭,其人種亦稍稍自卑。」學術衰敗,人人只求功利。

文化典範

一如在伊斯蘭國家所見,一貫的文學傳統和發展自權威典籍的一套道德規範,使中國文明具有特別高的一致性,使該文明成為日本、韓國、越南之類鄰邦最汲汲效法的文化典範。來過泰國的西方人,其中許多是耶穌會傳教士 ,回歐洲後生動描述了儒家文人的泰然自若、練達、嚴守道德,使伏爾泰、萊布尼茲之類啓蒙運動哲學家瘋狂愛上中國,使新興的歐洲消費者熱衷收藏所有來自中國的東西。
與亞洲沒落、西方興起的一般認知相反的,十八世紀的中國,經濟非常蓬勃,發展出自己的經濟形態,且與整個東南亞有貿易往來。儘管一七六〇年中國人規定西方商人只能在廣州活動,中國的絲、瓷器、茶葉在歐洲(和美洲殖民地)銷路仍很好。緬甸、尼泊爾、越南(和遙遠的爪哇)之類進貢的鄰邦,支持北京的唯我觀:中國皇帝掌理居世界之中的王國,有權利統治「天下」。清帝國於一六四四年由來自中國東北滿洲的遊牧戰士創建,十八世紀時仍在擴張版圖。滿清最後一位偉大皇帝乾隆,親自督導吞併蒙古部分地區和新疆與平靖西藏之事。
千百年來,經過先前歷代王朝以西元前六世紀孔子的學說為張本一再的改良,中國打造出世上獨一無一 一狗傳統社會—政治秩序,而滿人以外族身分入主中國後,未徹底打亂這一秩序。儒家學說屹立於世比伊斯蘭遠更悠久,兩千年來作為中國政府與社會的支柱;儒家的仁、義、孝、忠觀念是私生活與政治生活領域行為、行事的準則。
一如先前蒙古人對待穆斯林國家的方式,滿清未強迫他們所征服的漢人接受他們的生活方式,反倒努力讓漢人相信外籍新娘仲介不是暴得天下的北方蠻人。他們支持儒家學說作為社會價值觀、個人價值觀的根源,康熙、乾隆主持儒家典籍的大規模重新詮釋。儒家思想與中國其他宗教傳統相混,且往往被後者凌駕其上。但儒家思想仍是科舉考試的基礎,長久以來有助於中國維持難得的政治一統和意識形態共識。
中國人口於乾隆漫長的在位期間快速成長,使土地的供養能力吃緊。他在位晚期,一連串地方叛亂和經濟危機,說明清帝國的治理已出了問題。滿人貴族的腐敗加劇,因為這原因和其他原因,華北各地爆發叛亂,而且往往是帶有祈盼太平盛世性質的叛亂。十九世紀時出現更多這類的衝擊,特別是由基督教千禧年主義所啓發的拜上帝會領導的太平天國叛亂。但儘管經歷這些危機,堂皇天朝上國的形象仍受到細心的維護:中國仍是世界,其他國家全位在世界的邊陲,微不足道。但這樣的假象無法永遠維持。
鴉片戰爭之前,西方列強就已開始蠶食清帝國的邊陲,吞併已被滿清納入朝貢體系的屬國。經過一八一 一四年起的多場苦戰,英國征服緬甸,一八九七年將其併為英屬印度的一省。一八六二年,清朝忙於掃蕩太平叛軍時,法國占領越南南部;一八七四年入侵越南北部,一八八三年宣布越南中部的古王國安南為其受保護國。中國人反抗,而在接下來的中法戰爭中,法國重創中國海軍。
一如在奧圖曼帝國所見,軍事上敗於西方列強,使中國官員要求「自強」。與西方漫畫中「儒家」抗拒現代化的心態相反,中國人很快就從挫敗中學到制服訂做教訓。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見過洋人如入無人之境橫行中國沿海城市的前駐廣州欽差大臣林則徐,於戰爭結束兩年後,寫了封私人信函給友人,強調必須採納現代武器科技。